编辑：优米羊 2010-08-27 00:07

一、关于“中国人民现有1亿精神病人”的质疑
 
卫生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2009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但公众对精神疾病的知晓率不足5成，就诊率更低。另有研究数据显示，我国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

 

看了这个数字，被吓的还真不是小跳。又查找了一些权威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的各类残疾人为8200多万；全国脑血管患者为1.5亿；糖尿病人有四千万；每年新发癌症病人为近200万；白血病人保守估计为30万；在第四个世界肾脏病日透露，我国的肾脏病总患病率为9.3%，也就是说，每10个成年人就有一人为肾病患者，应为一亿人以上。

 

通过对各种疾病患者数据的统计表明，现在我国患各种对身体特别有害疾病的人数应该在6.5亿左右，其中并不包括高血压、感冒发烧及流行性传染病。在排除3亿孩童，剩下的“好人”也就在四亿左右，这其中还包括60岁以上的老年人1.4亿。这样，大家就知道了，能够身体健康“战斗”在各个岗位上的“好人”也就是只有2.6亿。

 

二、我们难道真的成了最大的“病夫”之国？

 

我们的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就喜好拿“统计”和数字来说事，经常在各种会议和公共场所来表白自已的研究“成就”，以显示自已的权威。他们不需要调查和分析就可以得出“科学的结论”，信口开河，不负责任，就敢断定中国100%的全有病。这样的统计和“科学的结论”，对国家和She\'Hui有科学现实的意义吗？这些专家，为了一时的沽名钓誉，就可以胡说八道，这样的专家，我们真的很稀缺很需要吗？

 

实际，现在的She\'Hui是一些专家有病了，不但搞乱了我们的“统计科学”，更搞乱了国人正常的思考思维秩序，把人们的思想引向了极端狭义的空间。

按照数据，我国每14个人中就有一个精神病人，这不很绝对吗？笔者生活了几十年，熟悉接触的人也有几千人，按比例，其中也要有几百名“精神病”吧！可我知道的就仅仅几人而已，是我的观察力不够？感觉不到？还是这些“精神病”隐藏的太深太隐蔽？要是这样，这些隐蔽的“精神病”人都是经过正统培训而成的。

 

感觉现在，除了发布有病人数据和给病人看病的人，剩下了几乎全是“病人”了。

 

我敢保证，我绝对是一个正常的“好人”，要是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辽河鱼也要被专家划到“精神病”人行列当中去了。

——网易《剔除6.5亿“病人”，中国还有多少是正常人？》

三、关于“隐性收入”统计数据的质疑

 

王小鲁：为何要回应统计局质疑？
 
此次隐性收入的推算，与居民储蓄存款、买房、买车等数据基本上能相互吻合。而用统计局的居民收入统计来计算，这些数据之间严重冲突
　　
【背景】

关于中国“灰色收入”估算的讨论再次升级。
　　
8月24日、25日，针对经济学者王小鲁对中国居民“灰色收入”高达5.4万亿元的估算结果，国家统计局两位专业官员分别以个人名义撰文提出“商榷”，认为该研究在抽样、推算方法上存在问题，推算结果明显高估了中国居民收入水平。
　　
这两篇文章均刊发于国家统计局网站。上述两篇文章作者分别为王有捐和施发启。王有捐，现任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司住户处处长，而另一篇商榷文章的作者施发启，则任该局国民经济核算司She\'Hui资金处处长。
　　
7月19日，《新世纪》周刊以《再算“灰色收入”》为题，首次刊发了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博士《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研究报告的摘要。
　　
该研究估算，2008年中国居民“隐性收入”高达9.3万亿元，其中“灰色收入”达5.4万亿元。与其对2005年的测算相比，分别扩大了近一倍。而20%的城镇高收入家庭的“隐性收入”占全部城镇居民“隐性收入”的80%。中国实际居民收入差距远大于官方统计。
　　
对此，两篇商榷文章提出了三大问题：
　　
首先，王有捐认为，王小鲁的调查是“让调查者找自己的亲戚、朋友或者邻居来做调查，再通过这些人去找他们的亲戚、朋友或者邻居调查，从而取得居民收入和一系列消费结构方面的数据。”这种由“滚雪球法”调查得出的结论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大。
　　
其次，王有捐和施发启指出，王小鲁的研究主要用“恩格尔系数法”来推算居民收入。但由于恩格尔系数受收入水平、生活习惯等多种因素影响，不能“简单地推断在短时期内，在相同经济背景下，有相同恩格尔系数的家庭就有相同的收入水平。”
　　
最后，王小鲁对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估算结果“有过高之嫌”。而施发启更是在商榷文章中指出，如果采用王小鲁的计算结果，2008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当年国民可支配总收入比重将达到72.6%，而当年ZF可支配收入占比为21.3%，企业可支配收入占比仅为6.1%，“这一结果明显是不合理的”。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称，这两位学者型的官员他都熟悉，他很欢迎他们对这个研究报告的讨论。有关报告中涉及的问题，通过开放式的讨论自然会越搞越清楚。他提到，这两篇商榷文章中有些认识是大家有共识的，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深入讨论。但他也不讳言，他并不认同这两篇商榷文章提出的一些论点。
　　
首先，他质疑上述两位专业人士可能没有读过其刊发于《比较》第48辑上的报告全文，或者是阅读得不够仔细。因为商榷者所说的某些问题并不存在，某些问题在报告中已经有现成的解答，而商榷者似乎不知道。
　　
其中关于调查方法问题，王小鲁认为，该研究报告早就全文刊登在《比较》辑刊上。报告明确介绍，调查方法是“由各地的专业调查人员对他们熟悉的亲属、朋友、同事、邻里的家庭收支状况实行调查”，目的就是得到更真实的收入和消费信息；并不是王有捐文章里所说的“通过亲戚再找亲戚，通过朋友再找朋友”的所谓“滚雪球法”。“不知道王文中的这个说法是从哪里得来的”。
　　
据王小鲁介绍，为了保证调查质量，课题组还采取了很多措施。包括事先对调查员进行直接培训，调查问卷采取无记名方式，承诺保密并只用于研究目的，在问卷设计上也采用了一些技术方法；这些都是为了降低调查的敏感性，以避免数据失真。在调查后，还对问卷进行了严格的审核。
　　
施发启批评这项研究“样本量太小，代表性不足”，由此“推算全国城镇居民收入很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偏差”。对此，王小鲁认为，其报告已明确指出，此次调查“只能对现有统计样本收入数据的系统性偏差给予校正”，“不适用于直接推算城镇居民总体收入分布”。
　　
实际上，该报告对低收入居民收入水平的推算结果与统计数据很接近，中等收入水平两者相差也不多，差别最大的只是10%的城镇最高收入家庭，推算收入是统计收入的3倍多。所谓居民收入遗漏，实际上主要就是最高收入居民的收入遗漏。而且2007和2010两次分别采集数据、分别研究的结果都是如此，相当一致。这本身就是对这个方法可信性的验证。
　　
施、王两文都提出，除了收入水平，还有其他因素（例如地区之间消费习惯的差异）也会影响恩格尔系数，因此用“恩格尔系数法”推算居民收入是不可靠的。王小鲁认为，用恩格尔系数法近似推算居民的真实人均收入，这在缺乏可靠的统计数据的情况下，是一种探索性的推算方法。对这个方法有疑问，完全可以讨论。
　　
但是，施、王两文所提出的质疑，报告中已经找到了解决方法。此次研究，除了分组比较法，还采用了模型分析法，在推算居民收入时，已把影响恩格尔系数的其他变量（如家庭人口数、家庭成员的平均文化程度、家庭成员的就业面、不同地区居民的消费习惯差异）作为控制变量包括在内，并得到了具有统计显著性的估计值，在计算时，这些因素的影响已经排除在外。因此施、王两位的批评，缺乏针对性。
　　
针对“高估居民收入”的问题，王小鲁提出，其研究报告中已明确指出，居民可支配收入数据不真实，不可能不影响到国民总收入和GDP的核算，因此后两者也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遗漏，尽管与居民收入的遗漏不会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施发启则假设GDP不变，得出调整后的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过高的结论，并以此为理由，证明这份灰色收入研究报告高估了居民收入和灰色收入。王小鲁说：“他算的那个73%，是基于一个不合理的假设得出的，恐怕不能作为论据。”
　　
王小鲁还认为，在存在灰色收入的情况下，ZF和企业收入统计也可能会出现误差。因为有些账面上存在的ZF收入或企业收入，可能实际上已经流失，变成某些人的个人收入。但这种情况未必会在统计上反映出来。
　　
至于该研究是否高估了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灰色收入，王小鲁指出，两位商榷者提出的上述几条理由本身就很值得商榷，而除了这几条理由，两位商榷者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根据证明研究报告高估了灰色收入。所以，说“推算结果明显偏高”，是一个过分武断的结论。此次研究报告所推算的隐性收入的分布，与2007年报告所推算的分布具有相当高的相似性，同时与居民储蓄存款、买房、买车等数据基本上能相互吻合。而用统计局的居民收入统计来计算，这些数据之间严重冲突。所以哪一个更接近事实，明眼人自有公论。
　　
在西方国家，统计机构多使用个人所得税数据对居民收入调查结果加以评估、校正，但中国目前尚缺乏比较完善的个人所得税资料，无法使用此方法对官方数据加以校正。这也使多年来官方收入统计数据屡遭公众质疑。
　　
王小鲁表示，目前的统计偏差基本上是客观因素导致的，特别是大量灰色收入的存在，当然不能由统计局来承担责任，因为这是制度不健全导致的结果，但确实给统计工作带来了很多困难。
　　
“我并没有指责统计局的意思。目前尽管在程度上认识还不一致，但大家都认为目前的居民收入统计数据确实存在偏差。希望能在这个共识的基础上，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把统计数据搞准确。”王小鲁如此表示。

 

 

四、关于“去年70城市房价涨1.5% 涨幅”的质疑
来源：新华网

 

国家统计局发布去年房价数据，房价只涨1.5%数据遭质疑，网友质疑“是不是小数点放错了位置”。

 

据《北京晨报》报道  国家统计局昨天(25日)最新发布《2009年国民经济和She\'Hui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9年，中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较上一年同比上涨1.5%。

 

公报显示，去年全国70个城市房价整体上涨1.5%，其中新建住宅价格上涨1.3%，二手住宅价格上涨2.4%；房屋租赁价格下降0.6%。

去年全国房价在经历了连续半年下降后，从6月份开始上涨，在最后一个月达到最高峰。统计显示，12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较上一年同期上涨7.8%，涨幅创下17个月以来新高。

 

此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此前称，“去年1至11月全国住宅销售均价达到4600元/平方米，比2008年均价上涨了1000元/平方米，为启动住房制度改革以来涨幅最高的一年！”

 

国家统计局公报的全年1.5%的房价涨幅显然低于不少人的实际感受。昨天，该数据一经公报，立刻在网上引起热议，一位网友留言表示，“即使是小县城，去年房价涨30%以上都很普遍，一线城市涨得更厉害，1.5%的涨幅，你信吗？明显的小数点放错位置了！”

“

由于中国区域差异，不同地区城市房价差异比较大，即使在同一城市，中心区与郊区的房价水平也有高有低，因此不同地区的人对房价上涨的感受自然不一样。”北京联达四方房地产经纪公司总经理杨少锋表示，房价作为相关部门制定楼市调控数据的关键数据，对于真实性要求很高，希望国家统计局将有关房价统计方式以及不同城市的房价细节予以公布，以打消公众质疑。

 

 

 

五、关于“大蒜价格”的质疑

 

6月，山东金乡南店子市场，一男子趴在大蒜上等客户。今年蒜价攀升，商务部日前公布57种主要生活必需品涨价7%。

 

商务部17日公布重点监测的57种主要生活必需品价格7月同比上涨7%，而国家统计局11日公布的7月CPI指数同比上涨3.3%。为何同样是对居民消费品的统计，看上去相似的两种生活消费指标之间的数据差距如此明显？不少公众产生了这样的疑惑，面对这两种数据有些无所适从，“难道统计数据又打架了？”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昨日表示，两者差距主要是因口径不同所致。CPI指数涵盖面更大，涉及衣食住行各方面，其中食品价格上涨6.8%，而商务部的57种主要生活必需品主要是食品，“若从两者食品价格涨幅看，相差并不大。”

商务部8月17日公布重点监测的57种主要生活必需品，7月份价格同比上涨7%。

 

昨天，记者从商务部相关部门了解到，57种主要生活必需品全部为农副产品。主要包括粮食、桶装食用油、蛋类、食糖、食盐、禽类、奶类的零售价格和肉类、蔬菜、水产品、水果的批发价格。

 

而国家统计局11日公布的7月份CPI指数同比上涨3.3%，其中食品价格同比上涨6.8%。

 

两指数统计涵盖范围不同

 

不同于商务部检测的主要生活必需品主要为食品类，国家统计局负责人早在2007年曾公开指出，目前我国编制的CPI指数，共包括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交通和通讯、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居住八大类，263个基本分类，约700个代表品种。

 

据介绍，我国编制价格指数的商品和服务项目，主要根据全国城乡12万户居民家庭消费支出构成资料和相关的资料确定。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就是运用抽样调查技术对全国550个样本市县近3万个采价点进行价格调查，加工整理后计算出来的。

 

两指数食品价格涨幅接近

 

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中食品类中细分为粮食、肉禽及其制品、蛋、水产品、鲜菜、鲜果等分类指数。

 

仅从蔬菜一项来看，商务部监测的18种蔬菜平均批发价格同比分别上涨49.7%，涨幅分别比6月份扩大13.7百分点。

 

就其蔬菜价格环比来看，与国家统计局7月份公布的相关数据也有一定差异。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7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6.8%，环比上涨0.9%，其中鲜菜环比上涨4.3%。

 

六、专家解读

 

统计口径不同造成“打架”误解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统计局副局长叶青称，CPI与生活必需品价格不具可比性

昨天，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表示，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很大，“统计局CPI指数范围要大得多，还包括住房房租、交通费等等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涵盖了，在种类上要超过它。”

 

“第二，CPI指数统计的面要比较广，有上万个采价点，直接跟价格进行比较”，叶青认为，商务部监测的57项也应该都包括在内了。

 

据商务部网站公开信息，生活必需品市场监测样本企业包括超市、农贸市场和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样本企业由地方商务主管部门推荐，并经商务部同意，所推荐企业需在当地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负责督促样本企业及时、准确填报各项监测指标。

 

叶青认为，相比较而言，CPI指数更直观更全面更系统，包括居民每天早上一起来所发生的消费行为，所以叫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这两种数据有不可比性，我建议按照国际惯例只公布CPI指数，商务部57种主要生活必需品价格统计没有实际意义，而这种不可比的数据看似‘打架’又会造成公众误解。”叶青表示，如果无法改变并行的现状，各部门向公众公布数据时有必要说明统计范围、口径等，以消除误解。

 

对于有普通居民反映，直观感觉上，价格涨幅并不止国家统计局公布的3.3%。叶青称，3.3%的数据也是计算出来的，“但我自己也感觉低了一点，不过我们都只是感觉，因为普通居民平时消费最大宗的就是食品，所以感觉食品价格上涨会更明显。”

 

叶青认为，目前国内价格是一种结构性的变化，部分商品价格上涨，部分商品价格下跌，“商品中涨价的较少，下跌的较多。但由于涨价的比较多是食品类，来自于蔬菜、粮食这部分由于运输成本和近来自然灾害的影响，价格较难控制。”

七、 关于“收视率”的质疑

一石激起千层浪！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个别卫视“收买”样本户 电视收视率发现造假行为》；7月5日，《人民日报》再次刊登文章《收视率调查样本户讲述被电视台收买作假经历》；7月15日，《南方都市报》发表《收视率造假 这趟浑水深着呢》；7月16日，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SM）召开“维护收视率数据安全 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座谈会。

 

一时间，收视率问题受到业内外各方关注。收视率样本户“被污染”的传闻，其实从2002年就开始在一些业内人士中流传。国内某家大型电视台研发部门的人员就对记者明确表示，“这在电视台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了。”

 

打着各种名头的“内部人士”在部分电视台高管的授意下篡改收视数据，乃至收买样本户之类的操作，在各方心照不宣中巧妙遮掩了很多年。对此，调查公司有所察觉，广告主有所耳闻，其他电视台也有所回应。但经由《人民日报》的报道，这个业内“秘密”成了She\'Hui话题，引来更多的业外哗然。“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某家卫视的总监对《综艺》如此慨叹。

 

多年来，调查公司、电视台、广告主三方形成了一个互相博弈又互相依存的复杂生态链。对于调查公司来说，其一边与电视台有着资产关系，一边还和4A广告公司也有千丝万缕的资产关联。其所提供的数据，一边要客户满意，一边又要平衡成员间的矛盾。虽然名义上是第三方，但真正要做到“第三方”的独立客观现实难度不小。

 

广告主尽管可以左右投放，但他们对于节目效果的评判，主要支持数据只能从调查公司和电视台得到。所以，他们对收视率只能选择信任。电视台始终在广告主和调查公司的夹缝中生存。广告主要看收视率，所以电视台必须每年购买收视数据。调查公司的样本户和调查点经常调整，为了能在调查公司那里得到更好看的数据，每年在覆盖落地时电视台也得瞄着某些地区重点砸钱，调查公司的调查范围不断扩大，电视台的覆盖成本也不断上涨。尤其是部分电视台，在行政长官重收视率，广告客户唯收视率的双重重压下，终于选择铤而走险。

 

这起事件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同时也是一个良好的契机。事件让各方有了正视收视率相关问题的契机——收视率调查本身的安全性和应急机制如何加强；既有的调查模式是否有改进的空间；数据如何使用更趋合理；行业自律如何通过有效监督机制实现；第三方监督机构何时才能出现；作为国有电视台，其在商业和公共属性之间的平衡点又在哪里……美国国会众议院曾经因为尼尔森公司的视听率调查受到人们质疑，而专门举办听证会。去年，尼尔森再次遭遇大电视网质疑。但这些未妨碍尼尔森成为现在全球收视调查市场上的知名品牌。

 

在质疑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完善重塑，“从这个意义说，这种质疑是在帮助行业健康成长，督促它改进质量。”一位学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