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其他]鬼谷子：中国当代作家排行榜

祭夜离尘

正榜第二十二名：天杀星黑旋风李逵 李锐

    中国当代文学，一向以描述农民生活为大宗，其中著名者，首推莫言，次推李锐。李锐并获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青睐，故在中国作家中享有超然之地位。

    李锐之农村题材写作，和莫言构成两极。莫言大开大阖，运笔如斧，极端爽利，然而失之在于不事雕琢，败笔之处随处可见。李锐之作品，法度谨严，深谙藏锋之意趣，团团圆圆，面面俱到，无论故事如何惨烈，平实之文字总能压得住。莫言之农村故事，总有着美感随处流淌，汪洋恣肆，而李锐之农村故事，却是梗直残酷了许多。李锐之最新作品《太平风物》，一个拼贴的形式，将千年不变动之农具陈列，冠之以“万世太平”之儒家标题。固然，李锐在这里对儒家历史产生了误读，也许恰当的标题应该叫“和谐风物”。中国农村，并非千年不变，而是在最近半个世纪变化惨烈，让千年农民赖以生存之技艺无容足之地。

无论如何，《太平风物》之作在最近几年，仍属难得，当一些作家将农村书写为理想家园、浪漫故土甚或乌托邦实验场时，李锐笔下对农村的历史性观照，尤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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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榜第二十三名：天微星九纹龙史进 阿来

    中国史学的热点问题之一，就是中国各民族之构成与演变。如今国内外史家，大多秉承费孝通所划定的圈子，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中国历史，自商周开始，便是一个多民族竞逐、影响、融合之历史，仿照如今之流行语，则可谓东亚地区的“小地球村”。而中国文学的每一次巨变，莫不由于民族变迁所带来。略举几例：写作《离骚》之屈原，原属南方之楚国，战国时期楚国与中原文化发生冲击、交融，以至于汉朝，形成了以楚辞为主体的汉赋。写作《桃花源记》之陶渊明，家族属于打鱼为生之溪族，《桃花源记》乃其对溪族生活之重写，而非对乌托邦之描述。唐朝诗人李白，或曰出生西域，或曰乃四川羌族，其瑰丽想象和对汉语的放肆组合，总非汉人所能把握。一生生活在满族文化圈内的曹雪芹，以满族贵族生活为主题写作《红楼梦》，却成为汉语文学之经典，甚至影响到汉人对本民族生态之错误认识——比如现代汉人习说的“大家族”，实际上并不存在于宋朝之后的汉族生活中，却是满族生活的常态。

    方今之世，是否能够成为民族融合之世，方今之中国文学，是否能够借助民族融合产生突破性的进程，均属未知。然而，对未来保持足够期待，对过去保持足够敬意，是阅读文学的不二法门。藏族作家阿来，以汉语写作，所成作品多部，较著名者如《尘埃落定》、如《空山》，仍未脱离汉语文学之旧窠，宏大叙事比比皆是，却为汉语文学注入了有限度的新词汇，比如宗教的观念、自然的意识、部落共同体的概念，尽管这一注入是精挑细选的，是有意识形态意味的，仍属难得。

    在中国近代史上，伴随着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现代汉语文学几乎和汉族民族主义相伴而生。现代汉语文学之起伏摇摆，表现为对西方文学意识的吸收与拒斥之间的摇摆。而自上世纪50年代而生的当代汉语文学，则在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摇摆。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汉语文学从无一刻注意到身边的其他民族之文学形式和文学意识。而，处于方今之中国，汉语文学不可能孤零零地在汉族群体中成长，其必须借助于周边其他民族文学对汉语的冲击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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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榜第二十四名：天究星没遮拦穆弘 苏童

    中国当代文学，农村题材、历史题材为大宗，现实题材、城市题材则为小支。不善城市题材，中国作家之软肋也。在为数不多的城市主题作品中，王安忆和苏童可谓佳者。

    苏童之长处，在于中短篇小说之构造，虽从小说记忆而言，落后韩东、朱文半个马头，但胜在市井人物之丰满写真。同为描述市井，朱文作品之特色在于其灵光乍现之幻想性，而苏童小说，则绝无灵光之处，彷佛从不间断之摄影机，隐身犄角旮旯，全景拍摄，稍加剪裁，动作之画面感，对话之准备到位，可谓罕见——写对话是一门艺术，海明威可以依靠对话和极少数动作支撑起长篇，苏童小说中的对话比重虽然很小，但非常精准。

    苏童之弱点在于写作历史题材，《妻妾成群》尚且属于合理之文学想象，《武则天》则已属于乱写，至于命题作文《碧奴》，则已经到了怪诞之境地。想象与虚构，固然是作家之特权，这一权力之赋予，同时有着严格之约束，首先是语言逻辑之约束，然后是小说结构之约束，最后是思想意识之约束。能够写出精致之《红粉》、《婚姻生活》的苏童，竟然放肆地写出碧奴，实属匪夷所思。幸好苏童今年写出了《河岸》，重回他所熟悉的青春和底层题材，固然其中夹杂的“身份缺失”主题属于俗套。

    而在这部我所阅读的最新一本当代小说中，我依旧读到了扑面而来的恶趣味。中国当代文学对恶趣味之迷恋，几乎到了恋物癖的程度，这几乎是中国当代享有盛名的中年作家之通病，似乎不如此就不底层、不市井。这一癖好，可谓毁掉了这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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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榜第二十五名：天退星插翅虎雷横 西西

上文说过中国当代作家甚少多面手，而这本是西方作家之常态。香港女作家西西，恰是一位多面手，不仅写诗写小说，而且写散文写童话写剧本。

相较于中国绝大部分作家秉持中国文化本位主义来说，居住在香港的西西，其文学来源和文学视野却是世界性的。虽然她的一部分作品，能够从其他作家笔下找到痕迹，但她通过“古典”之汉语的叙述，将这些文字意识中的异类融解得干净整洁。

西西之语言，也许不能说是纯粹的“古典汉语”，宗璞的语言方是。她的语言，保持着汉语的短句形式，而在语意上和新词运用上则多有开拓，其赋予文字之动感和跳跃性，使汉语焕发着新鲜之活力。

还有一点，西西对于文集结构之考虑，在当代作家中也属卓异。西西之小说集，各短篇小说之间互相补充，形成一个严谨的结构。而其部分文集，则充分调动多面手之特性，或诗或画或童话或小说或故事，穿插缭绕，很是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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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水军头领六名

正榜第二十六名：天寿星混江龙李俊 任晓雯

    大陆作家之语言，多有杂质。具备语言自觉之作家，可谓稀少。宗璞所用之“白话”，已成化石，现代汉语如何建立，还属一个问题。自鲁迅起，中国文学便走着欧式句法的路子，中间经过大革文化命而带来的语言更新，也是在属于欧洲而来的苏联文艺指导下完成的。纯正的中国式现代汉语的清洁和再造工作，似乎无作家为之。

    以此之故，任晓雯之写作，意义重大，怎么比喻都不过分。在其新作《她们》中，任晓雯尝试着重建现代汉语句法之写作方式，也就意味着，她在这部作品中正在完成类似于福楼拜式的任务，经过艰苦的“炼字”过程，将冗字从句子中一个个剔除，将旁逸斜出的句子从句群中剔除，将复杂的句群精练，恢复汉语之节奏……

    小说《她们》，可谓一字不可增。而其句子结构之简洁，句群之逻辑和节奏，恰彰显出汉语的鲜明特色。这种工作异常艰苦，并且不讨好。该书出版至今，我尚未看到有批评家给以注意。而她的这一工作，无论如何赞誉都不过分，毕竟在打倒“旧白话”，使用新白话九十年之后，中国文学终于开始重建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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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榜第二十七名：天剑星立地太岁阮小二 刘震云

    前文我将农村题材作家称为“渣派”，若论土得掉渣，中国当代小说家中，首推刘震云为第一把交椅。

    刘震云之作，可谓原生态的民间口语和民间智慧之合成。譬如二人转，赵半山、小沈阳之舞台演出，是经过净化的、为观众量身打造之二人转，而在东北乡间，每晚则有民间艺人上演原生态之土二人转，其他地区观众莫说鼓掌，就是听懂亦属很难。莫言、李锐、阎连科等作品表达之乡土口语和乡土意识，类同小沈阳，知晓读者笑点何在，讨巧卖乖，故能赢得满堂彩，而刘震云之口语和民间智慧，则是大锅蒸馒头，齐唰唰端上桌，热气腾腾，排山倒海，令人喘口不过气，更令人下不了口。

    迄今为止，对历史重写之尝试，莫过刘震云之故乡系列，思考最锐利，气魄最宏大，成就也最大。自《故乡天下黄花》起，《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刘震云意识通过农村视角对中国历史之转折、变化做出新的阐释，古今各个时代交错缠绕，通通转化为油彩浓郁之戏子偶俑。所谓历史之意义，便在这种游戏中崩溃瓦解，而生活之惨烈，则伴随着狂欢式的历史阐释得以呈现。

    刘震云之写法，架构宏阔，但知者了了，尤其到了《故乡面和花朵》，鸿篇巨制，而没有一以贯之的历史哲学提纲挈领，意象浓密，情节杂乱，令人难以卒读。这部作品固然挑战读者之阅读能力，但好的作品往往都会形成这种挑战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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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榜第二十八名：天平星船火儿张横 朱天文

    如今很多人迷朱天文，迷朱天文者往往迷张爱玲。迷原本是一件非理性之行为，迷而讲理由，就俗了。所以，一些朱迷和张迷的重叠，无法予以解释，只能称之为宗教信仰。如果从理性角度考虑，张迷和朱迷，应该誓不两立才对，不仅因为二人有着楚河汉界式的不同，而且因为二人剑拔弩张地针锋相对。

    张爱玲之文学语言来自于“旧白话”，文学主体意识来自于五四，朱天文之文学语言来自于谷崎、川端，文学主体意识则来自日本式的后现代主义。二人风马牛不相及，众人从朱天文中看出张爱玲之影子，只能称之为“见鬼”。

张爱玲与朱天文共有的元素，不过一个胡兰成而已。胡兰成对中国文化及文学之见解，可谓半瓶醋，不通处甚多，恰好足以迷糊文学少女们。不过，胡兰成毕竟为朱天文提供了“日本”这一符号体系发达之文化系统的通道，而足够聪明之朱天文虽然逆练真经，倒也打通经脉，自成一家。

    朱天文近作《巫言》日前在国内出版，引来一阵热潮。《巫言》之写作，固然对生活在后现代都市之时态型男女极尽嘲讽（而恰恰是这群男女构成朱迷这一莫名其妙之群体），而其对所谓时间、生命、死亡之思索，则是天花乱坠，胡言乱语。惟有“父亲之死”一段落尚称委婉，颇可一读。

    我一直奇怪的是，为什么中国作家一思索，就引人发笑。真的是中国作家感情充沛吗？非也非也，中国作家脑子秀逗了。

祭夜离尘

正榜第二十九名：天罪星短命二郎阮小五 迟子建

    中国作家有着各种各样之雄心，比如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获诺贝尔文学奖、到乡下养猪、夜宿桑拿房等等，惟独未见企图写作民族志之作家。天津冯骥才偶有所做，但不成体系，作品亦有刀痕。原因或许在于，中国作家过多依赖于书桌前之想像力，而不会做资料收集、编排、耙梳之案头，亦不会下田做人类学之调查，民族志之写作，不仅需要资料，更需要民俗文化之田野作业，而最不需要的，就是满山遍野之想像力。

    中国境内民族众多，但尚无合格之民族志文学出现。藏族作家阿来之作品，并非民族志，而是带有中国作家写作农村题材之普遍性，与其说他关注民族性，不如说他关注农村。迟子建之《额尔古纳河右岸》，庶几带有三分民族志写作之特色，对鄂温克族之风物和萨满传统之描述细致入微，对民族传统在现代She'Hui之融解亦怀同情。这部作品的失败之处，在于人物之光明化。这也是中国作家之通病，总要塑造出光明磊落之好人形象，以便寄托所谓理想人格等等。人物光明化，必然带来人物之肤浅、单调，尤其在民族志写作中，便会把民族变迁之悲剧简单化、黑白对立化。这种简单的机械论式的写作，恰恰是对民族志写作初衷之背叛。民族志写作，目的在于呈现此一民族在运动形态下的复杂性，而非善与恶、黑与白、进步与落后、美丽与丑陋等等二元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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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榜第三十名：天损星浪里白条张顺 麦家

    类型小说在中国文学中一向不受重视，然类型小说自有丘壑，比如说张恨水、还珠楼主便被文学史充分低估。最近几年中国最红火之类型小说家便是麦家，以一人带动了侦探电视剧这一个市场。

    麦家所做，并非典型之类型小说，而是以文学之面目出现之类型小说。经过这般改造，类型小说的面目模糊了，不在局限于一小部分人之娱乐，而获得文学上之地位。从这点来说，中国为数不多的类型小说家都该感谢麦家。

    从文学角度来说，麦家之作品尚显粗糙，结构段落不精细，人物单薄。但麦家的这一尝试，有其文学价值在。中国文学建立在完全抛弃成熟之类型小说的基础之上，因而中国文学之形式颇见老迈，无人从类型小说中借用结构。而在世界文学范围内，无论侦探小说还是科幻小说乃至滥情小说，都被小说家们顺手拿来重做皮囊，填充自己之血肉。比较典型者，刚获诺贝尔文学奖之莱辛，就曾写作五大卷系列科幻小说。上述之Taiwan张大春，更在各种类型小说中游走，如鱼得水。

    中国文学之企图脱胎换骨，须从类型小说之普遍发达而始

祭夜离尘

正榜第三十一名：天败星活阎罗阮小七 格非

    在我看来，莫名其妙而得享大名者，格非可算一位。我坦诚，最近几年我只读过格非一部作品，《山河入梦》，而这部作品足使我对中国作家的同情减弱了八百点。他的其余作品，我再也无兴趣阅读。

    《山河入梦》文本之粗糙，使我哑然无言，小说结构混乱，故事极端不和事态发展之逻辑，人物设置幼稚花痴，故事套路庸俗可笑。然而，就是这样一部作品，竟然也能赢得中国文学批评界之交口称赞。中国文学批评界之不可救药，可见一斑。

    尤为恐怖者，《山河入梦》设置了一个世外桃源式的故事背景，主人公，身为中共之县委书记，宛若不食人间之贾宝玉、Politics与世俗生活之白痴，竟然人见人爱来者不拒。小说最后一部分，一个乌托邦景观呈现，尽管作者于其中表达出对这一恐怖、反人类之乌托邦的反感，但字里行间却以诗化之语言描述了乌托邦之美丽和秩序。

    我并不是说反人类倾向是作者思想之流露，因为作者有其采用任何方式表达任何主题之言论自由，我只能说，我深恶痛绝此类作品。